天注定

       影片的突然“上映受阻”，我认为不是因为片中的血腥画面，而是源于谈到这部电影时贾樟柯口中不断提及的“侠义”二字。
       “侠义”二字，可以从作为电影人与剧本创作人的贾樟柯口中说出，然而放在时下的中国，却尤其容易被解读出很多其他含义。更何况，这部电影和“侠义”的关系实在少之又少。
       通观电影，剧本里的人物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侠义”，电影更多反映的是没有话语权的社会底层民众在面对腐败、财富分配不均、权势之人的欺压及生活迷茫之时的无能为力，导致负面情绪逐渐积攒而爆发的精神扭曲甚至暴力应对，这种a touch of sin，可以算得上片中角色的一种无奈的"暴力"反抗，而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电影里四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原型，除了邓玉娇，其他三个和所谓“侠义”是靠不上边的，更别提胡文海案、周克华案这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的恶性案件。
       总体来说，电影能被拍出来并通过初期审查，在中国算是一种突破，但是并不能因为这部电影突然的被禁就给《天》扣多高的帽子。这部电影并没有外界吹捧的那么“神话”。与其说《天注定》是一部电影，倒不如说是三个半血淋淋的真实纪录片凑到了一起。电影时代感很强，相对真实的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片中也有很多有暗示性（或者说小聪明）的有意思的细节（稍后会专门写一文讨论，在此不表），但是宏观把握则难以让人满意。电影最大的缺点就是节奏比较平庸，故事的叙事张力明显不足，且四个故事像断开的四个片子，没有穿插太多联系。从叙事技巧和电影剧本来说，感觉都比可类比的《低俗小说》差了两个档次。
   
       贾樟柯在谈到电影时表示，“影片借鉴了武侠电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反思暴力，避免悲剧”，“片中的四人都是残缺的‘侠’”。那么何为侠义，何为暴力？再来看看影片中的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姜武饰演的大海由于竞包煤矿失败，开始怀疑村干部与煤矿承包者勾结贪污腐败，并且认为煤矿的承包者没有给村民足够的福利。于是他开始了长年累月的告状、寻访，以及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的诉说，以至于在公交靠近村民都直接得到“我不听”的厌烦答复。在接连被暴打、遭到砸钱羞辱后，大海又被村民们嘲笑为“老高、高尔夫”。心中的怒火让他效仿起林冲，拿起猎枪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大屠杀。
       影片中的大海，在其身上并没表现出什么侠义精神。他所纠结的，始终是利益的受损；而导致他进行屠戮的，则是长时间的不公待遇与短时间内遭受的连续侮辱，绝非为人打抱不平抑或专杀贪官污吏。在这个故事里，大海杀了他认为该杀之人，开杀戒后也杀了无辜之人——会计老婆与鞭打马的人。在此之前，他早已心理失衡，只要见到村长和会计就会指责他们贪污受贿。这种失衡与得不到回应也导致了他心理出现了扭曲。去邮局寄信时，由于他没有写清楚地址，直接就认为办公人员是二奶或受贿，故意刁难他。大海的屠杀，是两种心理的叠加与爆发。
       大海的原型，是胡文海。网络上流传最广的，大概是一张胡文海被采访时配有“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文字的照片，和一段不知道谁编造扩充出来的所谓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并据此被一些人认为他是杀了蛀虫的“英雄”，而忽略了他滥杀无辜的“伟绩”。在被胡文海打死的14人与打伤的3人中，只有4人被其认为是要杀他的人，其余人下至10岁儿童，到其本家兄弟，上至70老者，大多皆为无辜死者，在其“在一个是死，杀一群也是死”的心理下受害。侠义之人，从来不会滥杀无辜，而胡则在开始杀人之后，心理已经由扭曲转为了变态。
       在其采访视频中（http://www.56.com/u63/v_NjI0NzUzNjA.htmll），胡在谈起杀人事件时，胡的脸上大部分时间表情轻松。“杀第一个人我紧张，但是我没有一点恐惧。我头脑相当清醒。”即便胡文海滥杀无辜，在一些贴吧和视频下方的留言里，有人却称之为好汉鲁智深甚至民族英雄，仅仅因为他杀了他口中的“贪官”和发不义之财之人。
       之所以会有人认为这样行使暴力滥杀无辜的人是“英雄”，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政府民众矛盾逐渐激化，身边的贪赃枉法之人没有接受制裁，导致政府缺乏甚至丧失公信力，而民众需要一个能替他们惩罚这些人的“英雄”出现。胡虽然滥杀了无辜，但是他也杀了他口中的“蛀虫”（即便在其杀人前没有证据表明，部分民众却在听到“贪污腐败”时选择性失聪、听信），他的行为让民众发泄了不满情绪。其二因为对于那些交口称赞他的人来说，贪污腐败比暴力更让他们厌恶和恐惧，因为贪污腐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能切身感受到的，至少是能道听途说到的，死亡却无法通过听说来感受。试想无辜死者中若是有这些人的至亲之人，被胡打死的那个10岁孩子与70老者若是他们的儿女与父母，他们要强烈谴责和诅咒的就不是那些社会的“蛀虫”了，而一定会对胡用上“凌迟，下十八层地狱”这样的词语。
       对于这样的暴力事件（无论是电影中还是生活中），按照侠义来解读是非常恐怖的。2001年时，网络还并不发达，胡文海那样的事件不会像今天这样迅速的传播并引起大规模的恐惧。而时至今日，昆明砍杀事件后，举国震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恐惧的情绪中。反过来想，其实对于那些行凶者，与他们有相同诉求的人，也会觉得他们是“英雄”。而面对这样一群人，作为一个能切身体会到恐惧的民众，你是否还会觉得他们身上有侠义的气息？胡与这些人，行为上是相似的：诉求得不到面对与满足，从而走向了极端。
       第二个故事，是王宝强饰演的三儿，其家庭亲情冷漠，邻里疏离，而他自己看似老实，实则干着杀人越货的强盗勾当。贾樟柯对这个故事处理的比较暧昧，其故事与影片前后也无太多联系。如果说大海是心理扭曲下的忍无可忍而导致的爆发，那么三儿就是已经心理变态了，——“听到枪响才会觉得不无聊”。
       贾樟柯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部《天注定》可以称为一部‘现代侠义电影’，着重构建古人与现代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纽带便是‘侠义’，比如王宝强就饰演一个游侠”。这种解释，着实让我震惊。如果说枪杀抢劫之人可以算得上侠义之举，看到后面他老练的持枪抢劫我们才明白，或许他只是在杀人寻找快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匪，而非所谓游侠。
       三儿的原型，是在缅甸当过雇佣军的周克华。2012年重庆劫案后，周被全国通缉。随后官方爆出之前射杀解放军等一系列案件皆为周所为。虽说真假不知道，但是轰动是足够的了。彼时身边之人，皆在谈论周案，甚至官方说周死之后，关于周还没死的消息也是满城风雨，官方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辟谣更在当时令人生疑。2013年说到《天注定》里改变的周案时，我还觉得这个周克华案仿佛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对于周克华的悍匪形象无需多言，由其改编的三儿在剧中我认为也难以和侠义挂钩。亲情淡漠并不能对其抢劫杀人作出合理解释，剧中的三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杀人手法、技巧的娴熟以及杀人后的淡定（这点和周很相似）。如果说大海的动机在影片中有一个合理而完整的解释，三儿的动机与行为则让人疑惑：仅仅是为有意思，就要去开枪杀人抢劫么？此行为和侠义之士之为所差甚远！
       第三个故事，可以说是最和侠义挂钩的故事了。赵涛饰演的小玉遭遇了情感上的失意，随后又被官员用钱打头侮辱，之后其奋起反抗刀杀官员，连出刀时都是刻意的侠女式动作。此故事与其原型相似，颇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意。
       小玉的原型是邓玉娇。邓玉娇案当年在社会上也曾引起极大的反响，从民间到媒体，皆称谓其为侠女。其实我认为邓案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普通命案，在受到骚扰甚至强奸威胁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应该起身反抗。然而这样一个本应算正常的故事，却因为社会的畸形（根本原因）、两者社会地位与财富权利的悬殊差距而被解读为“侠义”，成为了一个非常事件。其深层原因有二，其一，在许多国人看来，权势之人欺压底层人民，被欺压者却毫无办法，已经是一件再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农家出身的服务员竟然敢刀杀反抗官员？侠！其二，那些交口称赞的人，看似满嘴正义感，实则脱离理性思考，这类人面对不公待遇时往往敢怒不敢言，只能寄希望于同类人群中有人爆发来替他们出这口恶气，因此这样一个被逼到“不得不反”的故事才带上了侠义的色彩。
       第四个故事深化了“天注定”的主题。罗蓝山扮演的小辉在接连遭遇了爱情、生活、友情的打击之后，迷茫的他选择了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影片中对于小辉的心理描写并不如大海的故事那样细致，他在影片中的跳楼也很突兀，但是却又反应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出身低下的人，从受教育开始，其人生的每一步面临的机会与选择都要比中层家庭的子女与二代们少很多，以至于其在选择工作、生活、娱乐方式时脱离不开那个固定的圈子与模式，从而导致了他面对生活时的迷茫。
       另外提一句，影片中关于东莞酒店部分的描述很有趣，这可能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真实东莞的“纪录片”了。
       小辉的原型是2010年到2011年间跳楼的富士康员工。读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接触过家乡的一个富士康的工人，闲聊过几句。他们每天基本都过着宿舍—厂房—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所谓加班都是“被逼的”，因为“不主动加班就会被扣除工资“，生活极为单调枯燥，人员流动也很大。对于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看似荣光的出路，都没有向低学历的他们开放，他们不仅很难有机会出人头地，也比同时代的年轻人更为迷茫，他们甚至连思考自己应该去干什么的想法都没有，而更多的是关心今天明天能挣多少钱。
       对于一个这样的群体来说，在一个年轻却又最着急最迷茫的年纪，能盼的大概就是像《天注定》里单身妈妈莲蓉（三陪女）所说，只求“多做善事，来生解脱”。

       如果说《天注定》的四个故事的主人公可以和“侠”有联系，那大概就是虽然他们皆身处社会底层，在迷茫抑或理智失去控制之时，却做了大部分人不敢为之事——大海一怒之下大开杀戒；三儿持枪抢劫；小玉拔刀相向侮辱他的官员；小辉选择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故事是否能直接被冠以“侠义”二字，我认为还值得商榷。
       何为侠义？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武艺高强者，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义举，是为侠义。见义勇为是侠义，舍己为人是侠义，杀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劫富济贫是侠义。侠义者，为先有济世情怀，而后多为有意而为之。而《天注定》里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被逼的暴力应对，其中透出的更多为底层群体在当下社会中的无奈，而非令人敬仰的侠义之情。
       我想，贾樟柯之所以称这部电影与“侠”有关，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民需要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政府公信力尽失的情况下，民众需要公平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多数遭遇不公之后只能隐忍，而选择不在生活中隐忍的人，只能选择暴力应对。
       《天注定》的被禁，有点类似于美国电影《电话狙击亭》被延迟上映的背景。昆明事件之后，又为其上映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影片能早点过审，以此来弥补片方的经济损失。
       但是我不认为剧中的故事可以被解读为“侠义”，即便电影与真实生活并不相同，剧中的人物行为，也难以承载“侠义”二字的重量。

《小武》《站台》《任逍遥》让贾樟柯成了中国地下电影的著名标签。县城之外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地下状态无票房有口碑，浮出地面何以两者皆空？贾樟柯的迷茫，也是王小帅、娄烨等第六代导演共同的境遇：艺术追求、票房压力和“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审查体系，令他们无所适从。

戴着镣铐的舞蹈，怎能塑造自由的性灵？作为贾樟柯浮出地面的尝试，《世界》（2004）与其大而无当的片名一样平庸；《三峡好人》（2006）摘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但艺术品质与县城三部曲已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后者是从他血管里流出来的东西：“拍电影，拍的都是我的间接经验，现实发生什么我就拍什么。”

以胡文海、邓玉娇、周克华、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故事原型的《天注定》，不乏优点。路过的警车让枪口下态度软弱的会计突然变得强硬，说你打啊，大海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翦除来自外部的强制，打死都不愿挪窝的马跑得那叫一个欢快；十字路口的伟人雕塑和折子戏《林冲夜奔》（官逼民反）、《苏三起解》（蒙冤受屈），充满寓意。

1889年1月3日，一个车夫在都灵卡罗阿尔伯托广场鞭打一匹老马，尼采上前抱着马哭了起来，然后昏倒了；21世纪山西某工地，车夫拼命抽打不听使唤的马，愤怒的大海（原型胡文海）一枪干掉了车夫。

第一个故事如贾樟柯所言：“村庄的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让普通农民举起猎枪。”因挂号信未写中纪委的详细地址，邮局小妹拒绝受理，大海怒发冲冠，认定权贵的魔掌伸进了邮局；将就别人的碗筷吃面、不讲卫生的大海，不会关心尼采才会考虑的哲学问题，杀掉虐待马匹的车夫，动机何在？就不能鸣枪示警？当众向富豪发难、让人难堪，就不能换一个更有人情味也更符合生活逻辑的方式？

导演试图呈现一个缺乏常识、粗鲁、执拗、冷血和痛恨腐败的复杂人物，但却忘记了，倘若大海如此愚昧、不明事理，绝不会为了公益大发布衣之怒。生活中的胡文海杀红了眼，也曾滥杀无辜，那是在穷尽了包括上访等救济手段之后的绝望，何况，“曾经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的他，连写信这样的常识都欠奉，未免太过离谱。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好的坏电影，好在直面现实苦难，坏在无法真切地描述这种苦难。对人物穷尽司法救济的省略与敷衍，严重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和艺术品质。题材好不等于拍得好，否则，江青（以反抗为主题的样板戏）比莎士比亚还要伟大。

久未张开自由的翅膀，贾樟柯重新翱翔天际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倒换时差。将小玉（原型邓玉娇）设置成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强调她身上的侠女气质，自无不可；但动作场面的水平，与三儿（原型周克华）杀人抢劫的段落相去甚远。

富贵逼人、富贵再三逼人，小玉忍无可忍的正当防卫，居然被演绎成胡金铨式的侠女造型。侠女气质重在气质，用舞台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打工妹情急之下的本能反应，无疑是刻舟求剑，令人大有脱戏之感。

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尽管自杀事件的细节不无瑕疵，但仍然是《天注定》水平最高、故事最为饱满的段落。为逃避对受伤工友的补偿，小辉跑到东莞一家夜总会打工。充满人性弱点的他，在友情、爱情、亲情方面的挫折和失落，以及繁重、枯燥的工作，令非常突然的自杀显得无比“自然”。相比之下，三儿的暴力犯罪就缺乏足够的铺垫。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天注定》着力表现这个华丽、苍白、无情的时代，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的压抑、冤屈和愤怒，自有其价值在。放到暴力美学的层面，观众理应有更高的要求。充满死亡的暴力影像，忍、还是残忍之间，有太多的空白等待填补，需要艺术家的提炼和想象，用镜头精准地呈现人物清晰的行为逻辑。